近年，華人社會吹起一股問責風(台灣稱為「課責」)，不僅公部門講「問責」，私部門也講「問責」，電視劇的情節對話也會用到「問責」的字眼，「問責」可說已變成時髦的用語。「問責」是一個舶來用語，原文名詞是 accountability ，形容詞是 accountable。什麼時候會聽到使用這字眼呢？我們時常聽到機構組織內出了狀況，犯了錯誤，就會有人說要「問責」了；現在香港政府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，所以政府部門運作一旦出了意外，就會要求政治任命官員負責，所以問責的意思就是找人「孭鑊」。這就等同民主國家一向都存在的部長責任制。如果「問責」就是找人「孭鑊」負責，那麼就叫主要官員責任制就好了，為什麼又要創造另一個名詞「問責」？用responsibility就好了，為什麼要弄一個accountability。難道又是一個文字上的同義反複(tautology)？
我認為將accountablility翻譯成「問責」或「課責」是一個很大的錯誤，因為accountability不僅是指責任的承擔問題，它是一種資訊流通的機制。Accountability是源於account一字，其所指為帳本或報表。組織的帳目負責人要定期做好報表，向老闆或股東，甚至員工做報告，說明組織的運作情況。所以accountability是一方對另一方交待的機制。政治學者Peter Steinberger在一篇論文寫道：
Being responsible is not the same as being accountable in the sense of being required to offer an account.
負責不等同accountable在於[後者]是被要求提供報告的。
Bovens就對accountability作出如下定義：
a social relationship in which an actor feels an obligation to explain and to justify his or her conduct to some significant other.
其意思就是：作為一種社會關係，當中一方的行動者認為有責任向另一方的重要人士作解釋或證成他/她的行為」。所以accountability也可以被理解為answerability(可回答性)或explainability(可解釋性)。因此，accountability就是指被賦予責任的一方能夠為其作為做「交待」之程度。所以我認為將accountability 翻譯成「交待」或「交待性」更為適合 (可能不算完美)。
要達成有所「交待」，這要先確定兩個的問題：1)被賦予責任者，他要向誰交待；2)被賦予責任者，他以什麼或為了什麼事情來做交待，即accountable to與accountable for。在企業中，CEO要向董事會/股東交待，並以其業績做交待。在政府部門中，行政首長要向立法機關及民眾做交待，但以什麼做交待則因不同部門而異，也會有很大的爭論性。例如警察單位，它們是負責社會的治安秩序，但具體要以什麼向立法機關及民眾做交待呢？可能是犯罪情況的報表做交待；或者是緝捕犯罪者的報表做交待。但兩者之間可能會出現互相矛盾的情況。無論如何，accountability的意義就是要被賦予責任的一方提供一些資訊，說明他們的表現，這些資訊是越多越好，所以accountability往往跟「透明」有緊密關係。我們希望上市公司公開披露更多的資料，使股民作出更正確的判斷，因而上市公司的accountability就提升了。所以accountability不像我們華人社會一般所理解的就是找人負責，找人「砍頭」下台那麼簡單。
提升accountability也常跟治理(governance)的改善聯繫起來。如果accountability意思就是找人負責，而相信找了人負責或為錯失下台，治理就會改善，這未免太天真了。Accountability如何改善治理是在於提供適當、充足、真實的資訊，使管理者及其他持份者(stakeholder)瞭解現在及過去組織運作上的問題，改善監督，鑒往開來，從而提出改善的方案。所以為什麼我認為accountability是一個資訊流通的機制。
現在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政府都說要加強accountability，但在「問責／課責」的誤譯下，大家就只管找人「砍頭」下台，不明accountability真正意涵。更重要是，不能透過accountability system來改善公共治理。
其實我們的政府最缺乏的，不是「負責人」，就算在中國大陸不民主的制度下，中央也隨時可以找負責官員下台。我們欠缺的是一個詳細的「交待」及「說明」，透明度不足的問題，使民眾無法作出有效監督。我們時常看到負責官員上上下下，但問題一直沒有改善解決，正是因為我們沒有透過說明交待，找出各種公共問題的癥結所在，官員一看到「問責」字眼，也只覺得是一種壓力而已，只想避禍，而忽略了accountability是一種自我改善治理的機制，透過搜集有用真確的資料來改善未來的管理。
香港回歸後，accountability有提升嗎？香港政府並沒有因為建立主要官員問責制(Principal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System)就真的提升了「交待性」。我們政府運作仍然不太透明，我們做香港政府的研究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，官員總是告訴你，這是機密；那是機密。學者為政府所做的研究報告也不可以公開，只作內部參考(在台灣，政府委託案的研究報告大多會放在網上公開)。政府也受苦於不透明的問題，香港迪士尼就沒有向政府/公眾公開它的帳目，使香港人任由它愚弄，完全沒有accountability。
所以不要只說「問責」，請多作「交待」吧！
